天奇

摘要：据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众多国家的极左势力纷纷涌入我国，其中以日本的“赤军派”人数最为庞大。他们携带《毛主席语录》的小红书，高喊“毛主席万岁”和“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渴望参观延安、韶山以及井冈山等革命圣地；他们还希望邀请当时的造反派领袖为他们讲解如何“反修防修”以及“打倒走资派”的具体情况。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拒绝参观长城和故宫，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来华目的并非是为了游览山水。这类人备受欢迎，他们在中国期间的各项费用都得到了减免。旅游局内的极左分子认为，接待他们即是支持世界革命事业。

在全球范围内，旅游业普遍被视为赚取外汇的关键途径。我国亦然。然而，在“文革”时期，旅游活动一度演变为外交策略的一部分，被赋予了政治化的色彩。

1956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国务院下辖了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及中国国际旅行总社，这批团队虽名号各异，实则一脉相承，被大众统称为旅游局。旅游局成立的初衷在于“拓展政治影响力，宣扬建设成就”，同时，在经济领域，亦能获取可观的“自由外汇”。初期，旅游局的学习榜样为苏联，接待的游客亦以苏联及东欧国家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范围逐渐扩展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1965年文革前夕的十年间，旅游局共接待了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9万名游客（包括有组织的旅行团），总计收入美元745,837元，以及贸易卢布2,219,589元。

“国旅”面临“极左”冲击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旅游局亦步其他部门后尘，初期展开了对“四旧”的批判，组建了各式各样的造反组织，先是内部展开了对“走资派”的揪斗，继而联合中央各部共同行动。随后，单位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派系斗争，与本市其他派别争夺领导权，一时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1970年往后，“文革”进入了“斗批改”的新阶段。毛主席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派驻军代表，组建“三结合”的领导团队，负责各单位的具体工作。

旅游部门亦然。自1969年起，旅游局迎来了军方代表，着手逐步推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当时，尽管中央及各省市的相关部门均设立了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但各机构的外事部门已被撤销，原有的对外联络渠道亦随之中断。全国范围内，除了外交部继续负责接待建交国家的官方人士外，仅剩对外友好协会和旅游局承担对外接待工作。外交部负责接待来自建交国家的官方人士，对外友协则负责接待各国的友好团体，而所有来华的外国游客则由旅游局负责接待。

“文化大革命”的波澜壮阔，不仅震撼了全世界，亦对众多全球范围内的“左”派人士产生了深远影响。青年革命组织，尤其是自1972年中美关系恢复，以及中国重新在联合国恢复其合法席位以来，对来华的热潮愈发高涨。在此背景下，旅游局迫切需要恢复运作，以迎合这一新形势的需求。

旅游局接待外国人干什么？这是当时恢复旅游工作的一个有争论的大问题，也是对过去及那时的旅游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一来，“极左”思潮批判旅游局是搞“外汇挂帅”，只要经济不要政治，走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待外国人吃吃喝喝、游山玩水，这是“风景出口”，是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旅游，要统统砸掉。旅游局应接待外国的左派，要邀请外国的中下层及友好人士。所谓邀请，就是要请这些人来，一切费用由旅游局支付，有的甚至连来华旅费也由中国出。自然要求来华的人就很多，有的是来学习的，学习中国革命，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有的是来了解情况，“文化大革命”究竟搞了些什么；有的是来摸中国的底，中国究竟成了个什么样？总之，来华的目的各不相同。旅游局接待的方针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要“世界一片红”。

首先，我对旅游行业一无所知，从未有过相关经验；其次，旅游局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我既无力也无意愿介入其中；再者，旅游局已有军代表负责，实在没有必要再增添我这一人。这样的回复持续了数周时间。

后来，一位部门的领导同志向我言道：“你还是应当前往。此事乃周总理亲自定夺。”他提及，总理在会议中指示外交部派遣一名业务骨干前往旅游局主持业务工作，而军代表则主要负责政治运动。会议现场便果断决定由杨公素同志担当此任。他叮嘱我务必成行，切勿让周总理再次下达命令，切记不要“敬酒不吃，却吃罚酒”。

带着一份极不情愿的情绪，我于1971年秋季踏入旅游局，担任了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一职，主要负责对外业务的拓展。当时的组长由军代表担任，而他在1972年离任后，我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在此期间，我频繁地接待来自外国的贵宾。他们对当时的中国领导小组的职能感到困惑，因为在我国的各级机构中，从中央各部门（除外交部）到最基层的公社，都设有领导小组，这使得上下级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到了1974年，伊朗和巴基斯坦邀请我国旅游局长进行访问，他们多次询问领导小组组长究竟是什么职位，以便于妥善接待。于是，通过外交部的正式通知，明确指出这个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正司级的旅游局局长，这才使得我在旅游局的名位得以稳固。

在“文革”期间，旅游局内部涌现出了众多造反派力量，随后他们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自从实行“三结合”政策后，由军代表领导的领导小组吸纳了双方的领导人加入，其中包括两位原本受到解放的副局长以及一位中级干部代表，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老中青三结合”领导小组。我的加入后，又新增了两名来自国务院外办和调查部的司局级干部参与其中。这样的领导小组在对外接待工作中虽有争议，但争议并不剧烈，因为涉及旅游工作的各类问题，我们都会形成报告并提交周恩来总理审批，众人意见统一。自“文革”以来，旅游局对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批判与打倒，开除了一批干部，他们中有的背负着各种标签，有的正被下放，有的已被限制使用，这些人的问题在会议上一讨论就争议连连。幸亏有军代表在管理，我得以置身事外，保持沉默。1972年以后，从外交部调来了一大批业务干部，其中许多人曾在“运动”中遭受各种冲击。我对他们表示，旅游局内部的情况相当复杂，劝他们不要介入。与此同时，外文委被撤销后，也有一批人员被调至旅游局，他们中有翻译人员，也有“文革”初期的小头目。这些人往往不遵从指示，一到旅游局便全神贯注于开展“运动”，自行形成了一股势力。

自1972年起，军代表离任，我接任了领导小组的职务，随之而来的是不得不引领一系列“运动”。这些运动层出不穷，诸如“批林批孔”与“批右倾翻案风”等。这些由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借助“四大”手段，造成了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景象。“运动”启动后，矛头首先指向高层领导，这是所谓的“大方向”。然而，领导层还需以身作则，既需自我批判，又需领导运动，召开各式各样的批判会。这让我倍感头痛，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我灵机一动，每当召开批判会，便将当时“两报一刊”的相关文章综合整理，撰写成批判文稿。但那时的“运动”往往带有特定的整人目的，我仅能泛泛而谈，撰写表面文章，无法满足“文革小组”的期望。因此，局内各派纷纷以中立、圆滑、旁观者自居评价我。直至1976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我的日子才逐渐好转。

旅游局长：弃旅游从外交

关于对外工作，情况比较好些。旅游局是于什么的，这个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事，但在那时却争吵不休。我去了以后，在外交部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汇报了工作情况，当时部领导决定“旅游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是搞政治的”。后来把周总理历次对旅游工作的指示写成报告，确定任务。周总理批示，旅游局的任务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扩大影响，争取同情，促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共同进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这个任务不但大而且很重要。宣传自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宣传新中国的外交路线等等。

1971年，毛主席在审阅旅游局提交的接待人数报告时，提出了重要指示：“人数可适当增加，右派人士也可纳入其中。”这一指示打破了“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所倡导的，仅限接待外国左派人士的禁锢。这一举措触及到了旅游局接待外国人的对象选择问题。自“文革”爆发以来，旅游局秉承支援世界革命的精神，仅接待外国左派、中下层工农分子以及对中国友好的人士。如今，毛主席批示允许右派人士亦加入接待范围，周总理对此进行了解释，主席的指示意在指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斗批改阶段，外事工作需重启。他要求旅游局制定一份新的接待计划。

接待对象问题，虽然毛主席已定了，右派可以来，但实行起来还是有阻挠。以1975年为例，全年接待有组织的旅行团5300余人，其中左派为417人占8％，中派4788人占90％，右派114人，占2％。这里说的左派是指当时支持中共“反修”政策的外国共产党组织的旅游团。各国青年中的激进分子这时已来的少了。

据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阶段，众多国家的极左翼分子纷纷涌入我国，其中以日本的“赤军派”人数最为庞大。他们携带《毛主席语录》的小红书，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和“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渴望参观革命圣地延安、韶山以及井冈山。他们还希望聆听当时造反派领袖讲解“反修防修”的策略以及如何打倒“走资派”的经历。甚至有些人明确表示，他们此行并非为了游览名胜，如长城和故宫。这些极左分子备受欢迎，他们的来华费用全数减免。旅游局中的“极左”分子视接待他们为支持全球革命事业的表现。

自1972年起，局势发生了转变。我国重返联合国，外交关系不断拓展，“文革”亦步入斗批改的新阶段。毛主席亲自出马，积极推动工作。他首先在“五一”天安门城楼上与各国驻华使节亲切握手，交谈甚欢。即便是对中苏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苏联代表，毛主席也与之握手，并祝愿边界谈判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印度代办，毛主席也表达了两国应友好相处的愿望。正如周总理所言，我国的外交活动需要重新启动。唯有摒弃旅游局内的“极左”思想，才能接纳接待那些右派人士。当时所谓的右派，不过是各国资本家、贵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新闻记者、商人，以及那些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曾对“文革”表示不满的人。

昔日，我国对外国记者访华实施了严格的管理。众多国家的记者纷纷渴望一睹中国自“文革”以来的风貌，却因无法以记者身份入境，于是他们有的伪装成旅行者，有的以驻华使馆职员亲属的身份，还有的借助参加广交会的契机，以商人的身份深入内地观光。我国相关部门对他们的行踪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严密监控。

安东尼奥尼在北京拍纪录片《中国》。

凡允许外国人参观之地，亦应准许其拍照。此一决策犹如获得上方宝剑，对各地参观点及“极左”分子的行为有了约束，接待工作中也因此减少了诸多不便。

3. 风景出口，外汇主导。

如今，当旅游团踏上我国壮丽的山川和著名古迹，这样的提问早已成了笑谈。昔日，游览长城、西湖、桂林山水，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娱乐消遣。而外国游客到来时，我们则安排他们参观大寨、大庆、砂石峪（展示“穷棒子”精神的地方）、林县红旗渠、七里营公社、南京某小学的儿童歌舞团，以及观看样板戏等。正因如此，当时我国开放的城市仅有三十余座。

国际友人游览长城、故宫、明十三陵、大雁塔等地，岂能简称为“风景出口”？我在领导会议中提出，应摒弃这种错误观念，积极推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让全球游客领略中华文明的魅力。领导小组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最终全国范围内开放了130多个观光景点。事实上，这种将美景视为“出口”的“极左”思想早已失去民众支持。报告获批准后，各地纷纷要求开放，我们甚至有些应接不暇。由于对外开放城市的外宾参观需由旅游局上报并经国务院审批，因此开放地点具有诸多优势。当时外宾食宿所需的物资有限，开放地区可获得“特殊供应”，并可改造宾馆（多由旧高级招待所改造而成），在交通方面也能增加车辆，火车则可保留给软卧乘客等，这些便利条件都受到地方当局的热切期待。因此，在那几年中，我前往各地考察，决定哪些地方开放以及开放哪些景点，受到了当地的热烈欢迎。

此外，还需针对所谓“外汇挂帅”的质疑予以澄清。在“文革”初期，针对“破四旧”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浪潮中，尽管旅游局内的造反派在针对“走资派”的具体斗争目标上存在分歧，然而，他们普遍认同一点，即旅游创汇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们的目标并非仅仅赚取外汇，而是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进入1971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周总理再次强调：“我国的旅游事业并非以赚取外汇为目的，而是为了招待外国友人前来我国访问和观光。同时，我们也允许部分态度不友好的人自费参观，但完全拒绝接纳是不妥当的。”由此，我国开始接待自费旅游团体。

面对旅游收费问题，我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外交部领导明确要求旅游局不仅需避免亏损，更应努力赚取外汇；另一方面，局内同仁则对向所有旅游团征收费用表示反对。在周总理接待一次旅游外宾的谈判中，他指出，旅游局仅靠亏损是不可行的，对于应当收取费用的项目，仍需坚持收费原则。据此，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撰写了一份关于收费问题的报告。周总理亲自指示，收费的核心理念应为“成本加手续费”。其中，“成本”涵盖了旅游者在华期间的餐饮、住宿、交通等费用。当时，游览各风景名胜点并不收费，某些景点如明十三陵的地下宫殿、故宫以及各大博物馆仅收取少量费用，例如颐和园仅收费两角，北海则仅需五分钱。手续费最初被定为8％。

（1）自1966年“文革”爆发至1974年新收费标准实施，历时约八年。在此期间，接待总人数达13,514人次。在1966至1969年的四年里，正值批判“外汇挂帅”的阶段，收入情况并无详细账目可查。然而，自1971年起，开始对外收取外汇，连续三年的收入累计达到美元2,673,649元。

1974年，接待了10,118名外国游客，并实现了373万美元的收入。

1975年，接待游客共计17,102人次，实现收入约641万美元。进入1976年，接待人数增至21,125人次，收入也相应攀升至817万美元。到了1977年，接待游客数量进一步增加至32,000人次，收入更是高达1,400万美元。

年增长率平均49％。

（3）1978年，财政部下达给旅游局的任务是赚取外汇五千万元。同年8月，我离开了国家旅游局，在个人笔记中记录，该年度前六个月共接待了49,955名外国游客，累计收入外汇2020万美元。尽管时间已过半，但完成任务的进度却未达到一半。

周总理亲自处理旅游事宜。

自1972年我负责旅游工作以来，除了对内搞运动外，对外接待工作也出了不少事。周总理指示要对送上门来的外国人做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的“新成就”和对外政策。而许多外国人假借旅游团之名是来中国了解情况，观察虚实，了解中国内外政策的，凡是旅游团提出要求要会见中国领导人、与学者专家举行座谈时，我们多数是安排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方面的负责人、领导者、学者专家都受到批判，带了“帽子”，后来有的平反了，有的被“解放”了。只要《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他的名字，就使全国人知道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站出来了。因此许多人愿意接见外国旅游团，因而可以在报上登载他会见外宾的消息。我们约请很多中国名人同外国各种旅游团会见。除周总理外，有徐向前元帅、郭沫若、胡绳等。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同外国各种旅游团座谈的次数更多。他们不仅要知道中国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文革”的情况，而且还要知道中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这是我们宣传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反对两霸政策的好机会。当然我也遇见过一些较难回答的问题，如问为什么你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许多国家那时只反对美国而不反对苏联，对于我们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联很不理解，有时在座谈会上发生争论。

周总理在接待外国旅游团方面，无论是会面次数还是工作细致程度，都堪称最多。对于规模较大的外国旅游团，只要他能够抽空，必定会亲自接见并进行交谈。以下仅列举一二作为例证。

日本海员旅游团在我国行程已圆满落幕，他们已购置好返程机票，当晚便将启程。周总理在审阅我们的“情况反映”时，得知此情，即刻指示我们请该团暂留，他有意接见他们。我们立即将他们从机场接回，退掉机票，静候总理接见。周总理工作至深夜，直至凌晨二时方才接见该团，并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详尽地了解日本海员的生活状况。他向海员们讲述了我国海员在革命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及现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陈郁同志亦出身于海员，建议他们在前往广东（当时日本来华只能途经香港、广州）时，能拜访这位资深的中国海员。同时，他还指示我们通知陈郁同志，要求他接待这批日本朋友，并亲自下厨烹饪拿手的鱼宴款待他们。我们照办了，陈郁同志果然亲自接待，并准备了美味的鱼宴。周总理常言，对待上门的客人要用心服务，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堪称楷模。

1973年，一支来自日本的青年旅游团抵达西安参观。不幸的是，其中一位女团员于当晚从西安人民大厦的屋顶不幸坠落身亡，此事引发了极大的困扰。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公安部副部长、我局副局长以及法医等人员迅速前往西安展开调查。经过对日本团员进行了解，我们得知这位女团员与团内一名男团员关系密切，但在旅途中两人频生争执。当晚，她独自一人登上屋顶，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公安部据此撰写了调查报告，周总理亲自审阅并进行了修改，随后报告以检察院、法院的名义发出，并附上公证，我们随即电告她的家属前来中国。她的父亲抵达中国后，周总理亲自接见，并对其不幸表示深切歉意。此外，我们还安排专人陪同其父亲前往西安处理女儿的后事，他对我方的安排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周总理还盛情邀请他们全家每年作为他的客人来华旅游。1974年，他们如约而至，周总理再次亲自接见。此后，他们每年都来，这位原本不涉政治的男士逐渐成为我国的朋友，并加入了日中友好组织。周总理逝世之际，他前往中国驻日使馆表达哀悼之情。在旅游外交工作中，周总理始终以身作则，事无巨细，致力于人民友好交往，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1977年初，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廖承志同志重获自由。他以外交部顾问的身份，担纲华侨、旅游、友协等多个部门的领导重任。与此同时，耿飓在政治局崭露头角，成为核心人物，负责军事与外交事务。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多次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旅游局未来的发展战略。会议明确了旅游业的宗旨，即以赚取外汇为目标，并将旅游局直接划归国务院管理，提升为副部级单位。

在四川的会议圆满落幕之际，四川外办展现出了极高的热情，特意邀请我们来自各省市旅游局及外办的代表们一同游览了峨眉山和乐山大佛。我作为首次踏足这座久负盛名的峨眉山，本应满怀期待，然而，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颇为不佳。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风光旖旎的佛教圣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众多知名的寺庙和文物佛像遭受损毁，峨眉山半山以下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用以改种玉米，古老森林不复存在，水土流失严重，上山之路几乎难寻，沿途更是充斥着大小便，某些地段甚至让人难以立足。直至一线天后，情况方有所好转，自此以上地区破坏相对较少，然而金顶大庙已被焚毁，沿途的猴群数量锐减，且异常凶猛。由于常受游客的驱赶，它们也以牙还牙，成群结队地抢劫游客的食物，甚至有游客被咬破动脉，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在我们游玩之时，游客稀少，仅有少数虔诚的信徒，间或可见裹着小脚的老太太背着佛像，手持香火攀登拜佛。他们在山上的寺庙旁住宿，虔诚至极。我们参观了数处寺庙和风景区，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便是双龙穿珠，那里两股泉水汹涌澎湃，从左右两侧奔腾而下，汇集成一股飞瀑，景象颇为壮观。我们并未走完全程，仅行至半山便返程下山。我被安排入住了一处曾为蒋介石别墅的高级招待所，当天与四川外办及旅游局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提出了开放峨眉山的建议，强调首先必须治理环境，恢复半山以下的森林，修缮名胜古迹，美化旅游景点，改善住宿和餐饮设施，更重要的是恢复金顶的古寺庙等。

翌日，我们踏上参观乐山大佛的旅程，并选择了大佛寺作为下榻之地。泛舟江中，仰观大佛的雄姿已令人叹为观止，更有趣的是，有人选择从山顶沿路而下，直至大佛的怀抱。遗憾的是，由于降雨，我未能成行。乐山大佛巧夺天工，堪称一绝。它位于岷江与金沙江交汇之处，江水缓缓流淌。即便我们在参观之时天空中飘洒着小雨，但雨滴如细丝般垂落江面，晶莹剔透，宛如散落的珍珠，美不胜收。在寺庙主持的引领下，我们参观了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及古代文学家苏轼的居所，主持先生更是盛情款待，向我们展示了苏轼的亲笔书法和诗词。乐山自古以来便是西蜀文人荟萃之地，我们在路上参观了三苏祠，那里流传着关于三苏的诸多传说，同时也有大诗人郭沫若的题词，这让我们真正领悟到了西蜀的“人杰地灵”。

返京之际，中央政府已委派卢绪章担任旅游局局长一职，而我则被调回外交部工作，自那以后便告别了旅游局。